书籍摘选·傅高义眼中的邓小平

书籍摘选·傅高义眼中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个人: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坦率而机智,并且直言不讳。在1979年1月的华盛顿国宴上,雪莉·麦克雷恩对他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西红柿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邓小平在1978年时已74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很多中国领导人同客人坐在并排的沙发上谈话时都是目光直视前方,邓小平却喜欢转过身来注视着与他交谈的人。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邓小平的统制术:他更像一个总司令

    邓小平无法忍受别人会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学生们确实要学习邓小平的政策,也会引用他的名句,但并不需要花时间背诵他的语录。

    然而,尽管不搞崇拜,也没有令人敬畏的头衔——他的职位不过是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却对权力的各个重要层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他充分运用个人声望,大胆地创建了一套运作良好的体制,把一个国家建设得强大繁荣。他究竟是如何取得这一惊人业绩的呢?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么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邓小平知道,他绝无可能让群众对他产生像对毛泽东那样的敬畏。但是,他对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威也心中有数。他在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已经享有个人威望,其基础是他有50年担任中共领导人的资历、他过去的功绩、毛和周曾把他作为可能接班人的培养,以及他为国家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直到1981年,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为维护自己的权威,邓小平必须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除了把毛的基本思想定义为“实事求是”而被人们接受,还做出了承认毛泽东1958年以后所犯错误的党史决议,这么一来,即便他在某些问题上背离了毛的观点,邓小平也足以维持自己的权威。

    邓小平支持“党内民主”的观点。对此他的理解是:领导人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以减少犯严重错误的危险;然而,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做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可以加强党的权威和他个人的地位,这种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当1983年至1984年经济迅速平稳发展时,邓小平的权威几乎不可撼动。当经济问题严重时,例如198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社会上人心惶惶,邓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损。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统制原则,但是翻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做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统制模式的基本原则:

    言行要有权威性。

    捍卫党的地位。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

    牢牢掌握军队。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

    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

    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

    做事果敢。

    推进、巩固、再推进。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力量的抵制。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

    研究和营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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